在论及橱时，《长物志》说：“藏书橱须可容万卷，愈阔愈古。”“小橱……以置古铜玉小器为宜。”对于床榻的使用要求更是不同一般了，《长物志》说到几榻“坐卧依凭，无不便适，燕衔之暇，以之展经史，阅书画，陈鼎彝，罗肴核，施枕，何施不可”。《遵生八笺》里用藤竹所编的“欹床”，强调不要用太重的板材，要适于童子抬，床上置靠背，“如醉卧偃仰观书并花下卧赏”。这是何等的消闲安逸，一副十足的雅士气派。《考盘余事》里用木材和湘竹两种材质制作的榻，“置于高斋，可作午睡，梦寐中如在潇湘洞庭之野”。《遵生八笺》中的“二宜床”就更不一般了，不仅设计精巧冬夏两用，而且“四时插花，人作花伴，清芬满床，卧之神爽意快”。这又是何等悠然自得。更有抚琴高手设计了符合共鸣音响原理的琴台与琴桌。《长物志》说：“以河南郑州所造古郭公砖，上有方胜及象眼花者，以作琴台，取其中空发响……坐用胡床，两手更便运动……。”《格古要论》的“琴桌，桌面用郭公砖最佳……尝见郭公转灰白色，中空，面上有象眼花纹…… . 此砖架琴抚之，有清声泠泠可爱”。

    以上可见，这些文人雅士，出于嗜爱古董珍玩之所好和琴棋书画之所用，对于家具的品种，行制，用材以及特殊的功能等等，都作了深入的研究，无怪乎！明式家具的文人气质当是名之有据了。

    三、 文人诗画墨宝与家具的结合

    明代以前的家具，基本上只是生活用具（商周时作为等级象征的礼器、祭器除外），而到了明代，家具在具有使用价值的同时，更增强了观赏价值。这种情况不仅仅是明式家具本身的造型、线条、用材、装饰等浑然一体的质朴典雅之美，更有文人将书画艺术嵌入家具之中的一份功绩。家具上刻绘当代文化名人的诗画墨宝，可说是家具里的珍中之珍了。这些文人的书画与家具的合作，增强了家具的观赏水平，提高了家具的艺术价值。可以说，历来都“重文轻技”的文化史，至明代便有了这稍微的改变。

    由于历史的、科技水平的种种原因，现在能留存的实物是较少的。但从文献资料和私人收藏中仍可查到一些踪迹，在《清仪阁杂咏》中就记载了两件家具，一件是“天籁阁书案”，乃是项元汴的家藏，上项氏两方印。原文是：“天籁阁书案，高二尺二寸三分，纵一尺九寸，横两尺八寸六分，文木为心，梨木为边，右二印曰项，曰墨林山人，左一印曰项元汴字子京。” 项元汴是明代的书画家，收藏家，精于鉴赏。其所藏法书名画极一时之盛，曾著有《蕉窗九录》，刊有《天籁阁帖》。

    在《清仪阁杂咏》中还记载了一把椅子，原文是“周公瑕坐具，紫檀木，通高三尺二寸，纵一尺三寸，横一尺五寸八分，倚板镌：无事此静坐，一日如两日，若活七十年，便是百四十。戊辰冬日周天球书。印二，一曰周公暇氏，一曰止园居士。”周天球也是明代的大书法家，善写兰草，尤善大小篆古隶行楷，一时丰碑大皆出其手。这样一位大家在一把椅背板上挥毫抒怀，可见他对这把椅子是何等钟爱，也可知这把椅子的价值，早已不止是一把坐具了。

    在现存的珍品中，还有祝枝山、文征明两位名家书写诗文于椅背上的两把官帽椅。一把在条板上镌有王羲之《兰亭集序》的一段文字，从“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直到“暂得于己，快然自足”约百字。落款为“丙戌十月望日书，枝山樵人祝允明”。下面两方印：一曰祝允明印，一曰希哲）（图 3 ） . 另一把椅子的条板上文征明书有门无剥啄松影参差禽声上下煮苦茗之 . 弄笔窗间随大小作数十字展所藏法帖笔迹画卷纵观之” 40 字 , 落款为“征明”下用两方印 : 一曰文明印 , 一曰衡山。

    在这三把椅子背上作书的周天球 \ 祝枝山 \ 文征明 , 皆是明代的文化名人 . 周天球是大书法家 , 祝枝山是大文学家兼书法家 , 文征明乃是书画家 . 祝 \ 文与唐寅 \ 徐祯卿在当时是有名的”吴中四子”或称” 吴中四才子” . 这样一些高级知识分子倾心于家具 , 将自己的书法刻于家具之上 , 视家具为抒怀的园地 , 以充清赏珍玩 , 可想这些家具的艺术价值怎能不声价十倍呢 ! 这些文化名人的书画与家具相结合 , 对明式家具的风格形成 , 对其艺术价值的提高 , 都起到了极大的影响与作用。